痛仰乐队:歌从出世到入世皆因喜欢“在路上”

来源:新京报    作者:JSI    人气:    发布时间:2019-09-04    

痛仰乐队:歌从出世到入世皆因喜欢“在路上”

《乐队的夏天》节目组供图

  作为国内成军20年的“老炮儿”,痛仰乐队今年夏天在一个综艺里,经历了淘汰、复活,最终成为《乐队的夏天》亚军的“逆袭”的命运。当同期乐队大多走向解散时,已走入不惑之年的痛仰却仍保持着对摇滚乐的初心,《乐队的夏天》之后,跟节目有关的巡演计划铺满了整个八月,武汉、郑州……演出票开票即售罄,这个情况还将在未来持续到更多的城市,而早已是“常客”的草莓音乐节及各地主办的音乐会上,也持续书写着关于痛仰乐队一场“乐队的秋天”。痛仰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,谈及坚持走在摇滚乐路上的原动力时,主唱高虎这么说道,“我们还是把乐队当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时就不会想所谓的坚持,因为时光很快,不知不觉就过去了。”

  1 迷笛走出来的摇滚兄弟

  痛仰乐队在《乐队的夏天》第一次登台,一首创作于十年前的《再见杰克》引发全场合唱。盘尼西林的鼓手说,“小时候就喜欢看他(痛仰的鼓手大伟)打鼓了”;主唱则评价,痛仰是承担了中国摇滚乐十几年的“脊梁”。虽然高虎并不认为自己是“老炮儿”,但很多人仍疑惑痛仰此次登上娱乐性综艺的原因,“我们把这次参加节目当做一个乐队的联欢。只有大家都绑在一起,这种力量才能改变外界对乐队狭隘的认知。”

  痛仰是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最具代表性的摇滚乐队之一。高虎曾说,痛仰的组建,靠的是音乐的缘分。1997年,位于北京北郊的上地仍是偏僻的蛮荒区域,距离市中心几小时车程,周边没有太多人居住,但那里却聚集了一帮20岁出头的年轻人。他们来自全国各地,有人背着吉他,有人哼着歌。这里是90年代音乐人的“黄埔军校”——迷笛音乐学校,高虎、张静(贝斯手)等第一批痛仰乐队的成员便结识于此。

  1997年3月,高虎到北京第二天,便在迷笛遇见了张静。张静介绍自己是南京人,高虎则来自淮安,一句“老乡啊”让两人成为聊音乐的好友。当年在迷笛上学的人,有的是对哲学高谈阔论的学院派,有人计划学成后南下歌厅赚钱,还有一波则是像高虎这样,受“魔岩三杰”的影响,钟情于西方摇滚乐。那时不少学生经常晚上关着灯聊尼采、弗洛伊德,只听隔壁宿舍的高虎大声放着西方的死亡金属。两个月之后,张静成了高虎宿舍对头睡觉的舍友。直到1999年,两人和当时学校的同学共同组建了乐队,起名为“痛苦的信仰”。

  回忆起最初玩乐队的时光,高虎曾直言,中国摇滚乐一说就有太多的使命感,但最初他们喜欢的只是那种简单、真实、直接。90年代末中国音乐环境不景气,做乐队的人很多,但玩出来的人屈指可数;大家了解乐队的途径也只能通过租借录像带、卡带,或在街边书摊买图书和海报。痛仰最初的创作,也更多是凭借对音乐的一腔热血,以及初入社会,被现实压抑的本能,“我们的音乐就是发自荷尔蒙,就是躁。”

  而此次参加《乐队的夏天》,高虎最欣慰的便是结识了很多年轻乐队。虽然他们不再是听着“魔岩三杰”卡带长大的孩子,但CD、互联网的普及,让他们从小便接触来自全球的音乐给养,“现在环境好了,做乐队的人音乐素养也普遍提高了。未来应该会有更多特别酷的新乐队出现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走在这条路上,这条路才会越走越宽。”

  改编赛段被遗憾淘汰后,痛仰发微博称,海联网,参加《乐队的夏天》,他们给自己的定位是“桥”,沟通大众与摇滚乐,连接摇滚乐的过去与现在,“如果能做到这些事儿,也算功成身退了。”

  2 在树村“死磕”音乐

  张静的第一把贝斯来自Fernandes(费南迪斯),一个90年代刚刚进入中国的日本品牌。张静用身上仅有的2000块钱在琴行以半价“磨”下了这把琴。直到后来,张静在树村连房租都交不上了,有人愿意出3000块钱买下这把琴,他没想太多,便换了把便宜的,“当时我有半年的时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琴,排练和演出全靠借。”

  曾有人说,“穷”是90年代独立音乐人的共同记忆,而位于上地的“树村”则记录了痛仰“苦中作乐”的那几年。树村聚集着一群被边缘化的孩子们,杭盖乐队、夜叉、扭曲的机器、黑九月等十几支不同摇滚风格的乐队都催生于此。高虎、张静也是树村最早的一波租客,一二百块钱住一间几平米的平房,这对刚毕业的他们是绝对的“美事”。

  也正是在树村,高虎第一次找到群体共同感。那时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做乐队,每天都奔走在各自的“排练厅”——另一间几平米、四周裹着隔音棉被的平房,寒暄着最近又写了什么歌。排练之余,痛仰便自己到酒吧联系演出,印海报去学校张贴,亲自帮学生们订票。当年北京五道口附近聚集了不少学生和外国人,组成了摇滚乐大本营,痛仰的第一场演出就是在北京大学附近的Every Day酒吧。他们花了一个月时间排练了七首歌便“赶鸭子上架”,第一次演出,高虎几乎全程闭着眼睛,“是紧张。”

  最开始,痛仰的一场演出收入只有几十块钱。半夜演出结束,哥几个和乐器挤在一辆面包车里回树村,刨去路费和吃饭,每个人多的时候能分到10块。有一次痛仰参加了一场七八支乐队的联合演出,最后每支乐队分到了十块,每个人只拿到2块5,还不够买盒烟。

  即便“落魄”如此,高虎直言,他们这些玩摇滚的人不喜欢求人,“本质上说(我们)就是不喜欢搞社会上那一套虚情假意。”因此在没有所谓合同概念的年代,忙着到处找演出的痛仰经常被不靠谱的演出方“欺骗”,例如曾在没有任何保障下受邀演出,中间人却一通哭穷,结果回村后高虎就惨遭“拉黑”,连路费也没拿到。还有一次,痛仰自己垫路费到内蒙古演出,结果对方说后续再付,回京后却再次“人走茶凉”。高虎总是戏称这些“教训”为“交学费”,“喜欢摇滚乐的人,大部分还是比较单纯,没有那么多歪脑筋。”所以即便到后来,痛仰小有名气,他们的学费还是没少交。

  然而再躁的摇滚乐,喧嚣过后,也抵不住高虎每日回到树村简陋的几平方米小屋,数着零钱,发愁明天吃什么。“但这样挺好的。虽然吃住差一些,但音乐玩起来更纯粹,更直接。”也正是那些年,痛仰创作出《哪里有压迫,哪里就有反抗》、《这是个问题》等直面生活艰辛的作品。高虎还曾写过一首没有发表的歌,歌词写道“前面是一条黑色路,我闭着眼睛往前走,不知道我的未来是什么样子,但这是你选择的方向”。

打赏

取消

感谢您的支持,我会继续努力的!

扫码支持
扫码打赏,你说多少就多少

打开支付宝扫一扫,即可进行扫码打赏哦

责任编辑:JSI